作者：舒云
一
王洪文，生于1935年，系吉林省长春市人士。在被捕之前，他曾担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等要职。
毛泽东是如何发现并提拔那位工厂保卫干事，使其迅速崭露头角的呢？
毛泽东对接班人考虑已久。
面对“和平演变”的风险，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提醒全党，务必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这一事件使得毛泽东将防修反修问题置于核心关注。彼时，毛泽东心绪复杂，既喜且惧：“喜”于教条主义之弊得以揭露，“惧”则在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的担忧，以及担心自己身后可能遭受的误解与否定。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导致两国关系恶化，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泽东触动极深。革命胜败的问题尚未尘埃落定，因此阶级斗争必须时时刻刻铭记于心，年年月月、日日讲之。
步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于如何借鉴斯大林的教训以及如何在生前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有了深思熟虑的见解，“文化大革命”便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晶。1959年11月，在杭州的一次小规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杜勒斯鼓动“苏联世界”内部发生变革。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拥有一定的土壤。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国家可能走向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强调这是一个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并希望同志们深入思考。毛泽东指出，党内并非铁板一块，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否则我们将会付出代价。在同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这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强调，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防止修正主义的坚实保障。若放松阶级斗争，那么无需过多时日，短则几年、十几年，长则几十年，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将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党将沦为修正主义的党，甚至可能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的颜色也将随之改变。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开展“五反”，在农村进行“四清”，正是为了铲除修正主义的根基。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确保党和国家永葆本色，我们不仅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更要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预言家寄望于我党第三代或第四代实现“和平演变”，我们必须让这种预言成为泡影。毛泽东提出了选拔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并强调应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甄别干部，选拔和培育接班人。
恰在此时，一桩事件应运而生。1964年，正值十月革命胜利纪念47周年之际，我国派遣由周恩来同志领衔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庆贺。虽非五十大寿亦非十周年庆典，我国却派出如此高级别的代表团，其意显然在于谋求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在正式会谈之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办的招待会上向贺龙同志直言，称其国内已除掉赫鲁晓夫，建议我国效仿，亦将毛泽东同志撤职，方能实现和解。贺龙同志对此断然反驳，并立即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周恩来同志随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质问，指出这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的两党代表团会谈中，周恩来同志再次对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最终不得不表达歉意。
毛泽东曾言：“不提壶不开，偏提那不开的”，意指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许正潜藏在我们身边。这一偶然事件无疑加深了他的忧虑。1964年1月14日，在与地方省区负责人交流时，毛泽东提到，他曾于去年10月在北京提到，若首都发生修正主义倾向，地方该如何应对？他总觉得会有问题发生。到了1965年8月，毛泽东再次强调，领导人和领导集团至关重要，许多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旦领导人更迭，国家的面貌也可能随之改变。在1966年1月10日与各省市第一书记及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若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可采取行动。各省已建立小三线，即具备反击条件。同年6月，在与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我们都年过七旬，终将离世。关于接班人是谁，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无人可知。然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时间尚充裕。
自九大起，王洪文崛起。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首位是刘少奇，次为林彪，其名字更被明文载入九大通过的党章之中。然而，林彪的叛逃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随着岁月的流逝，毛泽东提出接班人应具备年轻、学识浅薄、立场坚定、政治经验丰富以及坚定的品质。经过深思熟虑，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毛泽东最终确定了他的第三位接班人——王洪文。
文革初期，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
王洪文虽在上海声名显赫，但在北京的毛泽东却无缘相识。然而，命运的安排让王洪文得以与毛泽东相遇。1967年7月，“七二0”事件过后，周恩来安排下，毛泽东从武汉抵达上海，入住西郊顾家花园的414号招待所。此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爆发。王洪文动员了三十余万工人，手持武器，出动车辆，捣毁了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反抗组织。深夜，毛泽东乘坐装甲车巡视外滩，目睹了上海市革委会门前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站岗，感到上海的局势与武汉截然不同，工人造反派能左右全局，不禁感到欣慰。他对张春桥表示，需重建上海民兵，并下令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询问是否发放枪支，毛泽东回答每人发一条棍子。鉴于毛泽东对工人造反派的青睐，张春桥安排电视台播放相关节目，恰巧毛泽东观看了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将依赖上海的工人阶级，于是将王洪文和“工总司”视为己方筹码，并向毛泽东引荐。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
在那难忘的1968年国庆佳节，党中央及国务院盛情邀请全国工人及工宣队精英赴京，共襄盛举。上海代表团的领队王洪文，亦荣幸地入住中南海。夜深人静之际，周恩来总理特地前来探望。让王洪文颇感意外的是，在众多代表中，毛泽东主席竟单独接见了她。当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步入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只见毛泽东主席端坐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便主动退至一旁。王洪文向毛泽东主席敬献了崇高的军礼，毛泽东主席随即将她介绍给了身边的林彪同志。
毛泽东照例先询问王洪文的籍贯。王洪文回答，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人，出生于1935年。毛泽东轻声计算了一下，指出那正是伪“满洲国”时期，长春更名为“新京”并成为伪“满洲国”首都的时候。接着，毛泽东询问王洪文的家庭背景，得知他来自一个贫农家庭，父亲早逝，自己只上了小学就辍学，后来帮人放牛养猪，也种地。16岁时，他报名参军，并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所属的部队是二十七军，军长名叫尤太忠，外号尤大麻子。他曾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服役了六年半，期间入党，1956年复员后，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全工。1964年，他被调至保卫科担任干事，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中对抗上海市委的斗争。毛泽东打断了他的叙述，询问他目前是仍在工厂工作还是担任“工总司”的职务。王洪文表示，他现在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同时兼任“工总司”的职责，每周还需到工厂劳动。毛泽东对此表示满意，强调永远不要脱离劳动和群众。这次交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多次提到，王洪文有着丰富的经历，从种田到参军，再到做工，最后成为干部，涵盖了工农兵各领域，经历相当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请大家看看这位，他名叫王洪文。”王洪文随即起身。毛泽东接着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正是他，策划了前年的‘安亭事件’。此次会议，虽然有了年轻同志的参与，实属难得，但人数仍显不足。”返沪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述说了毛泽东接见他的经过，并将与毛泽东的合影送至上海展览馆展出。
目睹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高度关注，张春桥迅速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座位安排进行了调整，使王洪文升至“王老三”的位置，位居张、姚二人之后。随后，在筹备九大的过程中，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担任上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党的九大。他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且多次参与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10月31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及王洪文，并与他进行交流。同年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发表演讲。尽管大庆“铁人”王进喜同样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看来，他已经“落伍”，张、姚主张挑选“路线觉悟”更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鉴于王洪文在上海夺权斗争中的显著贡献，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言人。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最终确定了发言人的名单。面对即将到来的演讲，王洪文焦急万分。他深知，这将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展示才华的绝佳时机。王洪文急忙让徐景贤为他撰写发言稿，并请张、姚协助修改。他还向徐景贤借款15元，前往大会小卖部购买了一条黑色确良长裤，搭配新衣，力求将自己打扮得更加贴近工人形象。
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相继发言后，毛泽东同志随即宣布，由王洪文同志发表讲话。王洪文同志登台发言，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对毛泽东同志在九大上的重要讲话表示了热烈的拥护，同时也对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表示了坚定的支持。翌日的大会公报中，王洪文同志的名字首次与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并列，他的发言照片亦占据了报纸的显要位置。
在大量老干部遭受打压的背景下，九大中央委员会与候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仅有53位是来自八大的委员。4月23日的午后，毛泽东在接见部分代表时表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绝大多数属于工农兵，理应成为一个代表工农兵利益的苏维埃。在今后的干部选拔中，我们应着眼于工厂与农村，挑选出积极分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洪文得以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会的一员。鉴于张春桥和姚文元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决定将上海的工作交由王洪文与徐景贤共同负责。
在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坚定地与毛泽东站在同一立场，就国家主席的设立与否问题表达了明确态度。得益于他与徐景贤迅速将华北组六号简报递交给江青和张春桥，他因此立下了显赫的功绩。江青在庐山别墅亲自接见王洪文，意味深长地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期望可是很高的。”王洪文并非愚钝之辈，他立刻领悟了言外之意，带着满足的心情离开了庐山。这位素来不涉猎书籍的王洪文，此刻却怀揣着壮志，宣布自己将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每日上午都会前往徐景贤的居所，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作品。不久后，他更是组织市委常委集体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徐景贤建议他向毛泽东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以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体会，并表达自己坚决揭露陈伯达等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的坚定立场。这份报告被定为“红头文件”，并得到毛泽东的批示，随后印发至全国各省、军级干部阅读。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以来，王洪文在毛泽东眼中的地位愈发稳固。他被派遣至北京，接受毛泽东的亲自指示，并肩负起负责上海地区林彪专案的重任。在处理关键材料时，他特地指派专人将这些材料直接呈送周恩来，进而转交至毛泽东手中。
此刻，毛泽东已选定要从基层挑选一位接班人，王洪文被视为首选。尽管毛泽东仅与王洪文有几面之缘，他仍对这位年轻人才干存疑。因此，毛泽东决定先将王洪文调入自己身边进行考察。
王洪文未料成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拨通了王洪文的电话，告知他需交接工作，并调往北京进行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叮嘱王洪文携带衣物及生活必需品，并允许带一名秘书同行。王洪文接到通知后，感到事出突然，却也不敢多问。挂断电话后，他立即与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讨此事。徐景贤分析道，中央此次决定调王洪文学习，无疑出自毛主席的旨意。毛主席曾在九大时提出，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王秀珍兴奋地说：“老王即将踏入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打住，示意大家：“嘘，切勿胡言乱语。”马天水点头赞同，并表示：“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领导层成员日益减少，洪文同志此行，恐怕难以再回上海……”9月7日清晨，王洪文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之路。然而，当时包括王洪文本人在内，无人预料到，他竟会超越张春桥、姚文元，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将王洪文安置于钓鱼台九号楼，与他同住的还有张、姚二人。王洪文虽对中央此举的深意不得其解，然而，其受重用已是毋庸置疑。毛泽东多次与王洪文长谈，详尽地询问了他的过往，提出诸多问题，并倾听他的见解。毛泽东亦给予他指导与扶持，并特别叮嘱周恩来要“传帮带”。在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冲突的会议，乃至各项绝密讨论中……总之，在周恩来主持的任何会议，王洪文均被邀请参与，并获准发表己见。
王洪文在勤于学习的同时，亦积极参与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特意为他送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著作全集。起初，他严谨细致，孜孜不倦地投入学习。此外，他还从上海市委写作组调来了骨干成员肖木，担任其学习辅导，协助他制定了详尽的学习计划，规定每日阅读两小时。即便工作繁忙，他也始终坚持不懈。目睹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情景，王洪文亦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聘请了一位姓黄的教员，专门教授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莅临上海，向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透露，洪文在北京的公务繁忙，甚至超过了我与文元。我们仅参与政治局的活动及中央会议，而他，即便是总理主持的会议，也必出席，无论是国务院的议题，还是中央军委的事务，乃至国家计委的会议，都特地邀请他参与。而且，他收到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部门均需向他提交文件，以至于他连阅读都应接不暇……看来，洪文短期内难以返回。张春桥随后宣布，经过与姚文元、王洪文的商议，上海地区的日常工作将由马天水负责主持。
事实上，王洪文并不适应这种生活方式，日复一日地沉浸在学习和会议中，对他这样一个坐不住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折磨。此外，他的家人也不在北京，这让王洪文倍感孤独，于是他向马天水倾诉了心中的苦闷，直言寂寞难耐。然而，王洪文深知，当前正是关键时刻，自己的一言一行都需经得起毛泽东的审视。毛泽东时常派遣王洪文前往矛盾激烈的地区，如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对此颇为乐意，毕竟作为中央特派员，他受到地方上的热烈欢迎。在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方面，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上海期间，他常常亲临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召集两派人士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与期望，并要求他们积极开展自我批评。由于他秉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所负责的地区形势均有所改善。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赏识日益加深。此时，毛泽东心中已悄然萌生将王洪文置于张春桥之上的念头。他直言不讳地对张春桥表示，王洪文曾身为工人、士兵和农民，其经历与条件均胜过我们，我们理应深入了解工农兵，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工农兵的生活，已经具备了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对张春桥亦颇为器重，然而张春桥身为文人，积怨颇深，难以获得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五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十大的筹备工作进行深入讨论。会上，周恩来宣布，应毛泽东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王洪文调任中央工作，并赋予其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同样依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主掌党章修改小组，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并提交新的党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召开会议。毛泽东亲自指示周恩来，强调必须注重培养和选拔新一代的骨干力量。依照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被任命为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则担任副主任。周恩来在宣布完任命后，立刻从主持人的位置上退下，将接力棒交给了王洪文，由他继续主持接下来的会议。
毛泽东在挑选王洪文为党中央副主席时，遭遇了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商讨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推荐王洪文担任此职，其名字位列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再次强调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称其作为工农兵干部，能力较为全面，且曾主持上海市革委会工作，调入中央后表现亦佳，因此认为应当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然而，周恩来话音刚落，政治局委员们均默不作声，张春桥、姚文元不便率先表态，而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显得颇为尴尬。毕竟，王洪文与刘少奇、林彪不同，资历尚浅。片刻之后，许世友忍不住小声提出王洪文过于年轻。最终，叶剑英发表意见，强调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主张，早在60年代，主席就曾多次提及，诸葛亮在群英会上年仅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成为大都督时也仅有30岁……而我们这些人担任军长、师长时，有的甚至不到20岁。如今，王洪文同志已38岁，我支持主席的提名，赞同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位列总理之后。一番话扭转了局势，王洪文勉强跻身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表示，当时他吓得一身冷汗。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的主席台上，王洪文与毛泽东、周恩来一同亮相。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发表了政治报告，而王洪文同志则就修改党章的内容进行了汇报。随着开幕式的圆满落幕，毛泽东同志宣布会议解散。到了8月28日的开闭幕式上，毛泽东同志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面对毛主席的缺席，代表们心中不禁泛起波澜，正当他们纷扰猜测之际，周恩来同志宣布，今日大会，毛主席因事请假，特委托王洪文同志代为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时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公子哥”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约莫十天前，王洪文莅临上海进行实地考察，他向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提及，毛主席嘱托他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由于古文功底不深，王洪文便请朱永嘉为他详细解读。朱永嘉身为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历史，尤其是明代历史颇有研究，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前，便已调入市委写作组。在研读完《刘盆子传》后，朱永嘉与徐景贤商讨讲解的方法。徐景贤建议，讲解时宜采用意会而非言传的方式，仅翻译古文，并以白话文详尽阐述，其余内容则无需多言。王洪文政治敏感度极高，且深谙权谋之道，在听完讲解后，他并未表现出任何情绪，只是随意询问了写作组的工作情况，并未多言。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晋升为接班人后，其待遇随即大幅提升。钓鱼台16号楼，昔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之所，经过全面修缮后，独此一座，专供王洪文居住。在八大处，更是为他量身打造了一座豪华别墅。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作与服务团队，配备四位秘书，并设有专属的保健医生与护士。八三四一部队亦派出警卫人员，实行一级保卫措施，即便外出，中央警卫局亦会派遣一名科长随行。王洪文在上海陪同某国元首打羽毛球时，对此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羽毛球馆。每当王洪文羽毛球瘾发作，他可以连续挥拍数小时，却依旧神采奕奕。
王洪文素来以“酒桶”著称，无酒不欢，虽酒量不深却嗜酒如命。如今条件优渥，饮酒已成他日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足饭饱之后，他便投身于各式娱乐活动：或打扑克，或搓麻将，或挥汗球场，或是狩猎、垂钓，亦或观影，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垂钓之处，更是遍及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远至叶剑英的住所。狩猎之地，则多选军用机场，手持上海方面赠送的新式猎枪，借助吉普车灯光，秋日猎野鸡，冬夜捕野兔。昔日军旅生涯的磨砺，让王洪文的射击技艺出神入化，一枪一个，连续数小时火力全开。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王洪文在“四人帮”中为傀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入狱，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欢腾与喜悦之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代表国家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洪文所涉罪行发表公诉词。经查证，王洪文身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长期勾结，狼狈为奸，密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触目惊心的罪行。在这长达十年的犯罪生涯中，他们给我国和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公诉人敬毓嵩强调，被告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和138条，构成了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王洪文的罪行严重，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然而，在预审及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表现出一定的认罪悔改态度，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罪责，这一点亦应予以关注。基于被告人的罪行及认罪态度，公诉人呼吁法庭依法对其作出公正的判决，给予相应的惩处。
尽管王洪文在“四人帮”中的地位最为显赫，但实际上，他必须无条件地遵从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志。正是张春桥一手将王洪文扶植为造反派的领军人物，并将他推向了上海市领导岗位，而进入中央也离不开张春桥的支持。王洪文自当铭记这份恩情，俯首听命。然而，这也导致了他的“福”转“祸”，他主要的罪行包括1966年12月和1967年8月参与策划武斗，以及1976年与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联手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新的动乱。他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据点，策划了武装叛乱。在庭审过程中，王洪文并未聘请律师为他进行辩护。
终审裁决，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并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至1992年8月3日，王洪文于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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